有人这样评价王瑞兰，说她既在做主任的工作，又干住院医生的活儿，还经常给患者拍背，一人身兼多职，样样做得出色。不过王瑞兰说，这只是自己的职业习惯，“你就希望这些病人能好，所以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对吧？”
记者
周洁
4月5日，第三批上海援鄂医疗队终于结束了隔离期，回到了牵挂的家人身边。根据相关安排，逆行的白衣战士们将至少在家里休息一周后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
隔离结束后，医疗队员们将回到家人的身边摄影：袁婧
不过，对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任王瑞兰来说，接下来的一周她并没有打算用来当做假期。“正好趁这个休息的时间，把手头上没做完的事情全部做完。”王瑞兰笑着告诉记者。其实，隔离的两周时间，王瑞兰的每一天也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写总结、读文献、写论文、申请项目、参与网络学术会议......用她的话就是，“天天做不完的事情，时间太不够用了。”
这个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中国最美女医师，不论何时何地，不改敢闯敢拼的巾帼之风，在她看来，作为医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救治成功的患者，笑了。
王瑞兰在回程的大巴车上
武汉三院里的“上海经验”
3月16日，由上海医疗队和武汉三院共同救治的一名岁老人痊愈出院，让大家格外兴奋。老人出院时，三院医护人员手捧玫瑰花，还为她穿上了新袜子，祝贺她顺利战胜了病魔。
负责这名老人治疗的医生王瑞兰说，3月3日来了一位岁的老人，“这位老太太是典型的无症状感染者，没什么症状，但做了三次核酸检测都是阳性，因为有心脏方面的基础疾病，所以被送进ICU（重症监护室）病房里观察治疗。”
老人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也更容易转成危重症，考虑到这名老人岁的超高龄，整个医疗队严阵以待。不过让王瑞兰松了一口气的是，当时检查结果显示，病毒没有进一步侵袭老人的肺部和肝肾，因此，医疗队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用更多的药物，重点加强监测。
不过老人年纪大了，就像孩子一样，不配合治疗，沟通特别需要用心。作为医疗组里唯一的女性，王瑞兰充分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每次查房，她都和老太太积极沟通交流，老太太就认准了王主任，特别听她的话。
为了让老人营养跟得上，三院医生还给她做稀饭做汤羹。医院提供的饭菜太硬，老人家吃不动，有空的时候，王瑞兰还会亲自给老太太喂食，“医疗队里我的年纪比较大，所以她可能更认可一些”。
在所有医疗队成员的精心呵护下，13天后，这名岁的老太太终于好转痊愈，年龄如此之大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医院的纪录。据悉，老太太在康复患者隔离点接受医学观察14天后，健康地回到了养老院。
医疗医院后，根据统一部署，王瑞兰被分入了ICU医疗组担任副组长，医院光谷院区，王瑞兰所在的医疗组负责35个ICU床位，在武汉的55天里，接诊了例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其中70多例病人重症转轻，还有9例病人顺利出院，目前回到了家中。
在病毒性重症肺炎领域，王瑞兰积累了10多年的临床经验。年，王瑞兰团队曾成功救治上海市首例H1N1甲型流感重症患者。到了武汉以后，她也把自己在上海的救治经验带到了武汉。
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往往有呼吸窘迫的困扰。“在上海，我们会对血氧饱和度不高的患者进行俯卧位通气，可以改善其氧合指标。”到了武汉后，面对部分氧饱和度始终低下的患者，王瑞兰为其做了评估后，也为他们施行俯卧位通气治疗，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缺氧情况。
俯卧位通气治疗法原先只应用于那些上了呼吸机的患者，不过此次在武汉，王瑞兰主任还创新性地将其应用于那些没有上机但是缺氧的病人，“有一名病人缺氧还是比较严重，但他意识还清醒，也能配合我们进行治疗，于是没有上呼吸机前，我们就请他配合进行俯卧位通气，发现治疗效果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在几位类似情况的病人身上做了治疗，肺部情况均有改善。我们已经把这一发现撰写成文，投到了相应的期刊，对方也很快接收了。”
王瑞兰治疗后第一例出院的病人，目前双肺病灶已经完全吸收，恢复得非常好。“她是我们刚到武汉的时候就接手的重症病人，治疗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彼此都非常熟悉，就像亲人一样。记得出院那天，她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我们特别感动，也很自豪。”王瑞兰回忆。
在武汉三院，有人这样评价王瑞兰，说她既在做主任的工作，又干住院医生的活儿，还经常给患者拍背，一人身兼多职，样样做得出色。不过王瑞兰说，这只是自己的职业习惯，“你就希望这些病人能好，所以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对吧？”
攻坚克难，一切为了病人
王瑞兰出发的那天，是大年初四。在此之前，她就已经接诊过一名来自武汉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这名病人的检测结果出来前，王瑞兰就受到召唤，集结赶赴武汉，“我是主动报名要求去武汉支援的，我本身搞重症肺炎，又是科主任，不需要思考。这既是本能，也是职责所在”。
尽管在病毒性肺炎领域深耕多年，来武汉之前也进行了充分的心理建设和准备，但真正到了武汉，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突破了她的想象。
“一开始遇到了设备短缺的问题。因为病人太多，用于治疗的呼吸机和氧气都不够。”为了解决氧气供应的问题，王瑞兰医院做了沟通，一开始由医护人员搬运氧桶到11楼，医院方面又紧急建立氧站，在1楼把原来的急诊抢救室临时改建为ICU病房，既增加了ICU床位，又解决了病人的供氧问题。
“当地呼吸机非常短缺，当时购买也困难。而且呼吸机的型号和我们在上海使用的有所差别。”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王瑞兰一边联系呼吸机，一边对现有的呼吸机做了改装，“比如把有创呼吸机中原来不用的无创模式调整出来，总之怎么对病人更有利，我们就怎么改。”
另一方面，虽然上海医疗队的防护物资准备相对充足，但一些小部件也遇到短缺，鞋套不够拿塑料袋顶上，一次性手套太薄就多戴几层。“我们每次接触完病人后都要消毒，但因为手套比较薄，酒精还是会透过手套进入皮肤，很多医护人员的手因为长期浸泡在酒精中，都裂开了。”
有的时候病人需要紧急插管，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的暴露风险是很高的，但情况紧急，我们也冒着风险给病人抢救。“相较起病人的离世，条件艰苦些我们都能接受，一切为了病人。”
王瑞兰和几位教授讨论病例
在武汉，王瑞兰把每一分钟用到了极致。“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15分从酒店出发，7点40分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工作大概在10个小时以上。回到酒店后，吃好晚饭我会看看新的文献，想想手上的病人是否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治，读完文献再把今天的工作做个总结，就到晚上11点了。我会准时上床睡觉，因为我一定要保证第二天有足够的精力”。
“当地人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酒店原本是当地繁华的商业街，但每天我从酒店的窗外看出去，都是空荡荡不见人影。武汉人民为了战胜病毒，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们一起尽快赢得这场战役。”王瑞兰说，对于病毒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尽管我们仍然有很多病毒知识的盲点，但现在我们的治疗手段和救治成功率都在不断提升，“每一个病人都有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我们发现，在治疗的康复期，服用中药的病人似乎好转速度会更快一些”。
除了治疗身体上的病痛，王瑞兰还非常重视病人的心理健康。“我们病房的很多病人，家里人也都感染了，所以他的心里会有些恐惧。有的时候，病人的胸闷、心跳加快，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焦虑紧张，所以你跟他聊聊天，给他心理上的安慰和鼓励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跟科室年轻医生护士们强调的内容，我们要医身，更要医心。”
王瑞兰查房时和值班医生讨论病情
在科室里，王瑞兰总是跟年轻医生强调，想要当一名合格的医生，手上必须有过硬的技术。“比如这次疫情中，呼吸机如何使用？病人二氧化碳储留如何解决？戴上几层手套如何做深静脉穿刺等等，都需要过硬的技术才能应对自如。”
事实上，此次疫情，王瑞兰麾下急诊危重病科的表现，可以说大大超出她的预期。“我们科室很多医生都参与到了这次疫情里面，有来武汉一线的，有去上海公卫中心的，还有在家里守着做好本院急诊发热门诊工作的。令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当疫情发生需要报名时，除了有客观原因的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跟我请战了。而且目前来看，他们都把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我为他们自豪。”
如今英雄归来，王瑞兰却还是一心都在工作上。这两天，她在隔离酒店跟科室成员们开了一个网络视频会，“现在国外疫情也很严重，我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国家需要我们援外，他们愿不愿意。”令王瑞兰既惊讶又动容的，一分钟不到，所有人都同意了。
回顾武汉的这段经历，王瑞兰说自己无怨无悔。“我今年54岁了，面对这样一种新的传染病，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在武汉的时候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和新的工作方式，还有武汉医生团队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都值得我铭记终身。其实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上班，但武汉人民给我们的爱，我们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每一天内心都充满着感恩。”
偶尔感到愧疚，是对自己的家人。她把原本应该给家人的时间，都用在了病人身上，“每天就在家人群里发一张照片保平安，实在没时间聊天。原本过年想回老家看一下老母亲，也因为疫情耽搁了”。
“但看到自己救治成功的患者笑了，一切就都值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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